听三岛由纪夫讲文学

清风低吟

三岛由纪夫写作《文章读本》，应该是以前辈谷崎润一郎的同题著作为参照或曰“挑战”的。因为谷崎的观点是文章没有实用与艺术之区分，而三岛却开宗明义地说，“有所谓专供观赏之用的水果，一如佛手柑，其形可观，其芳可赏，却不能食”，揆诸文章，也有纯供欣赏的作品。如此的理念，显然是与前辈作家观点的分庭抗礼，因三岛认为赏心悦目的文章与一般的实用文章有质的区别，须经特殊专业上的锤炼，非随意可获得，如果“一味迎合全民写作的风潮、鼓吹‘能读就能写’”，恐有媚众之嫌。
    在此前提下，三岛由纪夫呼吁“精读读者”的境界，以使精美的文本获得相称的接受方。他对精读读者的要求不可谓不高，要“具备美食家、狩猎高手等等其他的修养才能到达”，应是“‘小说的生活者’———越是在小说世界中如真实世界般行走坐卧的人，就越是对小说体会深刻的读者”。三岛是小说家，而在《文章读本》中，他变身为读者的视角，自然，其本来身份的流风余韵不可能甩脱干净，总在论述的缝隙间不时冒出来“干政”，不过这样也好，我们看小说家的评论文字，并不期盼着全然的客观，而是有些主观才妙，若是偏见不断，更为欢迎。
    三岛由纪夫对日本文学的品评，参照的坐标是西方文学，因此会说日本文学是“女性的文学”，“日本人很奇异地竟把男性特质、逻辑和理智的特质皆依附于外来思想”。这是一种很敏锐的观察，基于日文的特性，抽象概念基本付之阙如，且女性作者在早期占据了多数。即使进入现代，“只要日本人仍继续使用日文，就没有人能够脱离这个传统和这项特质的影响”。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了汉语(日文的根源虽在汉语，但演化出了自己的特性)，尽管其文学有阴柔的一面，但远非“女性的文学”所能涵盖，不过同样存在的问题亦为抽象概念的稀少，导致逻辑性的欠缺。
    三岛由纪夫举出两种小说的范本，一是森鸥外的《寒山拾得》，一是泉镜花的《日本桥》。前者凝练简洁，后者绚烂恣肆，三岛称之为“太阳神阿波罗式的文章”和“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文章”。若放到我们的文学语境里，首先想到的合适例子是汪曾祺与莫言。当然区别亦是有的，森鸥外的作品建立在汉文修养的基础上，泉镜花作品属日本原生文学的系统，而汪曾祺深深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莫言则是西方文学与中国民间口头文学的合体。有意味的是，森鸥外一生创作短篇小说，未写长篇，和汪曾祺相似，而泉镜花和莫言都善写长篇作品。这反映出两种创作的分野，无高下之分，却相得益彰、互为映衬。
    三岛由纪夫是小说家，他对此种文体的认知于我们不无启示。如谈本国的短篇小说，“欧洲的现代诗人以诗来表达的内容，日本的现代作家是用短篇小说来传达”，源于思维的特点与文字的特质。我们所熟悉的川端康成为个中翘楚，他小说中的故事和角色都可置于次要的位置，唯有其弥漫的情思挥之不去，缠绕在读者的心头。对于长篇小说，三岛老老实实地承认，日本还未曾有过任何西方定义上的“长篇小说”，因此，他举出的适合这种文体特色的均为欧洲作家：巴尔扎克、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岛认为真正的长篇小说不拘泥于故事本身、大开大合，操作此种文体的创作者“绝不会像短篇作家那样为路边的野花和昆虫的姿态一一驻足，只是专心致志地前进，带领读者来到终点景观开阔的观景台”。
    说是行业性的敌对也好，或是别的原因也好，写小说的通常都鄙视写评论的，但三岛由纪夫却大度地认可评论也可以是一门了不起的艺术(虽然这个“也”字，总是让人犯嘀咕)。他最欣赏法国评论家瓦雷里，认为其文章“是日薄西山的欧洲精神所散发的最后芬芳”，而由于日语本身逻辑观念的淡薄，本国出产好的评论家是不易的，由于此因素，小林秀雄的出现就有横空出世之势了。小林评论文章的特点是，既有明晰的逻辑性，也未抛弃日语的柔婉幽微处，这使他成为日本评论界的标志性人物。这不禁让我想起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期的评论家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小林秀雄式的人物，如茅盾等写的社会派文学批评固然提纲挈领、气势很足，但如今看来，除了当做文学的史料，恐不大有阅读的恒久性了，真要找未被久远的时间磨灭的评论家，大约要算李健吾(刘西渭)及其《咀华集》。李健吾的评论走性灵一派，不以逻辑严密见长，而是以对艺术的直觉与敏锐度著称，这更接近于中国的传统文学批评，非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就此而言，他与小林秀雄有相似处，亦有不同处。自然，写文学批评只是李健吾的副业，问世仅《咀华集》二册而已，不像小林秀雄是专业评论家，成绩更为突出了。
    三岛由纪夫说像日本这样热衷翻译的国家举世少见。翻译体对日文的影响巨大，我们的汉语显然处于同一情形。三岛举大江健三郎的例子，说如果拿大江的作品告诉别人，这是萨特作品的翻译，大概谁都不会怀疑。
    对于翻译的态度，三岛由纪夫归纳出两种：一种是个人风格浓厚的翻译，译作有强烈的译者风格；另一种是一般认可的正统翻译，尽其可能贴近原文的翻译。三岛举出例子，前者有森鸥外译《即兴诗人》、《浮士德》，日夏耿之介译《莎乐美》和爱伦·坡诗作等，后者有杉捷夫译梅里美短篇小说等，这两种翻译立场殊异，很难说孰优孰劣，还是要看成品如何。其实对翻译的争议，在汉译中亦所在皆是，如早期傅雷译《约翰·克里斯朵夫》，名译自不待言，不过据法文行家的比较阅读，中文译本比法语原作的语言要好得多；事实上，罗曼·罗兰的这部作品在其本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下滑很快，而汉语译作生命力却仍很健旺，显然应归功于傅雷，但从翻译的角度，这是翻译家的个人风格之灌注，抑或越位呢？另如林少华译村上春树作品风格之争议，《了不起的盖茨比》(《大亨小传》)翻译之争，都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不免有相异的理念。
    《文章读本》所映射出的三岛由纪夫，难得的平易与亲和，如一位文学教师，将自己的所读所思倾奁而出，有娓娓道来之态，无峻急颜色。三岛立足于日本文学，却处处参照西方文学，比较其异同，他是在寻找日本文学的位置，其实亦尝试确认自己在文学史中的位置，这种自觉，在“读本”的字里行间都渗透了出来。读这样的文学讲义，我们或许并不在意其是否体大精深，而是捕捉那莹莹闪现的珍珠光泽，既领略了文学的幽微之处，亦于另一路径认知着作家主观的好恶中折射出的文学理念。（文/ 遆存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