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是什么、为什么和干什么

方舟

但很多困惑性的问题，并没有人来予以澄清。比如，文学已经进入了生活，文学与个人生活的关系，与时代生活的关系，如何进行理解，需要有什么样的理路，什么样的共识。文学的经典需要和大众诉说，有什么关系。文学是只为文学自身，还是要为生活而存在。文学文本的多元和文学理想的统一性之间，有没有一个桥梁。
又比如，文学在试图远离官方意识形态后，有没有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文学是不是被层层累积的误解，形成了一个遮蔽的壳。文学要不要去蔽，去什么蔽。文学需要不需要在继承和发展的问题上，来一个复兴。复兴是不是意味着一种发现，重新发展文学表达的更多可能性，同时发现文学的更多的美好。这种发现通过对沉积于历史的文学文本的发掘和解雇，获得对于文学的更多的新的经验和新的审美判断。
曾经有人把莎士比亚的戏剧文本分成优人之戏和文人之戏。文学是否也存在着文人的文学和非文人的文学，或者精英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文学是否得承认这种分裂，它是一种多元的体现，还是会妨碍文学的发展。文学理论家所说的文学，会不会和作家理解的文学，和读者理解的文学，有一种分裂，它会不会陷入一种自说自话，从而引起了文学作者和读者对它的抛弃。
能不能认为，一个文学文本，它不仅是文学的，同时也是生活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综合性的文本。它里面有没有关于责任、教化、对世界和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考。如果有，那么，为文学而文学，会不会遭遇尴尬。对文学的价值判断，会不会现在有盲人摸象的现象存在。比如，我们现在很可以说，文学的审美判断，要更看重趣味，有趣，用审美功能取代道德教化的功能，这个说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立，或者说它本身是有缺陷的。
假如文学是我在说。我面对的是他者。我需要说服、打动、感染他者。那么我和经验和他者的经验，我的说和他者的说，我的交流的诚意和他者倾听和讨论的可能性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地带，需要我们越过，铺设一个管道。如果要铺设一个管道，那么它是否必然不只是需要借助文学的手段，还要借助非文学的手段，它是否已经站在了生活中，站在了包括文学世界和非文学世界之中。我们有没有能力直面这一现实，把我在说变成我对他者说。
假如文学以自己的说以表示自己的在场，那么我们在当代的世界中，是不是所谓的现代、后现代已经不存在。能不能说，一切文学都是当代的，一切当代的东西，都没有现代、后现代之说。如果这个说法不成立，那么文学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在什么意义上有价值，对我们的写作提出了什么。假如它成立，那么，现代性、后现代性是不是一种大词，我们任何时代的在场，都只是当代性的在场，可以绕过这些大词。又或者，这个思路本身，已经和现代性、后现代性之间，没有交集存在。
关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文相对于野，是一种整饬、整齐、规范、有序化，化是一种影响过程，包括化人和化己，文化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使人的行为下意识、想当然地归于进步的要求，符合人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热爱的愿望，从而在知识和经验方面的不断归纳的过程。文学作者、读者和评论家，存在不存在文化的欠缺，文学作品中存在不存在文化的缺席，文学是文化的供者，还是需要者，或者有一个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提出哪些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生活中语言的现状对文学的影响。语言表达开始显现惰性化，人们不愿意为了更准确和更优美的表达而花费力气。语言中出现了大量的文化符号，这种符号跟纯粹语言意义上的符号有所不同，这些符号是一种生硬的壳，并没有内化为个人语言的有机成份，而只是我们偷懒的一种便捷途径。表达速度的需要也加强了语言的粗糙和率性特征。语言表达开始出现雷同、无个性、无美感的现象。
梁振华答：新浪文学圈圈主丰临君，在留言中就一连串事关文学本体和以文学为核心的文化话题表达了疑惑。理路系统而清晰，颇富思辩意味。这当然并非对个人的质询，而更像一次为文学解密或去蔽的努力，抑或一场对文学终极意义的反思与追问。无论是“去蔽”还是“在场”，无论是文学意义结构的当代转向还是文学评判尺度的分野，无论是文学言说的边界还是当下文学语言的粗鄙趋向……都是重大却又难以厘清的命题。对这些命题的不同讨论角度和理解方式，直接制约着对文学和文学性的理解，也决定了论者言说文学的全部立场和态度。而围绕这些命题展开探讨的行为本身，不仅有助于对文学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认识深化，更应当是作家、读者、评论家从不同维度实施文学行为的认识本源。在我而言，坦率地讲，完全没有能力就上述命题逐一给出清晰的答案；或者说，也许对某些问题一度产生过究根问底的冲动，但未必就要急于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与话语本身无法逃遁的局限性有关。我常以为，话语表达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袒露主体的思维局限性，尤其在面对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在根本上无法被表述的对象之时。
说到底，作为无法被精确表述的对象，文学理论的几乎全部问题都与对“文学”定义的辨析有关。然而，追问文学本原这一行为的复杂性在于：文学定义和文艺观点总是随时代变迁和意识形态需求而不停更迭；一旦涉及历史和现实中的多样性文本，文学的边界就变得模糊不清难以限定。我们指认歌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写下了文学经典，那么，当代那些在话语表述上提供了陌生化体验的网络小说、煽情的电视广告语、方文山为周杰伦写的歌词称不称得上是文学呢？如果它们因为通俗和实用而无法被指认为“文学”，那么，为什么古人的日常书信、祭文和奏章如今就可以堂而皇之成为文学的范本？莎士比亚时代的舞台剧和关汉卿时代的元曲，难道当时不是通俗而大众化的吗？我甚至认为，文学（文学性）的衡量标准似乎更像一个伪概念。它从来不是一个稳定的实体，仅仅是在特定时期下特定人群因为某种特定原因而建构的一种价值判断。为此，雅格布森讲过一句饶有趣味的话：诗与非诗的界限，比中国行政区域的界限更加不稳定。
与上述判断相关的是，既然文学的自身定义都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那么由文学本体延伸而来的一系列问题也自然陷入二律背反的言说困境。例如：如果说文学的产生受制于文学的外部空间，那么对文学的内部研究（包括文本细读、结构分析）就难以触及文学的实质性问题。如果仅仅考虑文学作为一种独特话语形态和历史现象受到哪些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制约，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洞悉文学作为以审美为核心要素的符号体系的内部奥秘。这个意义上，强行要将历史主义研究、“考古学”研究与形式主义研究、意识形态分析和修辞学阐释、教化功效与审美功能等一系列范畴对立起来，无异于粗暴简单地设定文学中的“内”、“外”关系（二者的关系从来是相互渗透和包容的，无法在认识论层面上解答），事实上并无意义。黑格尔的辩证法早就提醒过人们：貌似具有普遍性的事物一旦置身具体情境之中，常常会异化成自己的反面；文学和文学性，当然也不例外。然而，文学与文学性作为“漂浮的能指”，其永恒的非恒定性、无法穷尽的外部意义空间和内部形式奥秘，不也恰恰是它无与伦比的魅力吗？
背景资料：梁振华，生于1977年，湖南邵阳人，文学博士。新锐学人、专栏作家、电影编剧。现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影视文化研究。讲授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影视文学研究》、《当代影视文化热点分析》。丰临，文学圈圈主，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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