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根植于现实的爱与怕

方舟

　　俄罗斯文学，都去哪儿啦？这一因今年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谈到俄罗斯文学经典的巨大魅力而被激起的追问，或许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有过多么的辉煌，它同时也就给俄罗斯文学的当代带来了多大的遮蔽，以至使其显得何其暗淡；如果说，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俄苏文学在前苏联时期曾怎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几代读者，当苏联从政治版图消失之后，后苏联俄罗斯文学又在多大意义上淡出了中国人的视线。
　　但正如有论者指出，俄罗斯文学并不是属于过去的一个概念。在苏联解体的阵痛之后，在场的视角与苏醒过来的笔墨，让其更有震撼人心之处。而对俄罗斯这个国家来说，就像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言，文学不只代表着俄罗斯的辉煌历史，它在当下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从二十多年前的苏联解体，到最近俄罗斯与乌克兰及西方国家的政治博弈，这个国家每一次的变迁和震动，都在文学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就文学之于俄罗斯的特殊重要性而言，或许文学，也只有文学，才是人们真正理解和懂得俄罗斯的最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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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前，当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结束流亡生活，在俄罗斯远东登岸，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回到阔别整整二十年的故土时，他或许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几年前苏联的解体，也对他心心念念的这块俄罗斯土地上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俄罗斯文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文学受众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突然发生了空前的转变，传统的文学生活被彻底搅乱，作家作为一种职业，其生存遭遇极大挑战……
　　种种变化最直接、最突出的体现，就在于侨民作家的衰落。在十月革命之后、二次大战之后和冷战时期，包括索尔仁尼琴，布宁和布罗茨基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内的大批俄罗斯作家流亡海外，他们在境外坚持创作，使得众多的文学史家们有理由指出，在20世纪同时并存着两种俄罗斯文学，自始至终都有两部文学史在平行地发展着，并由此构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道奇观。
　　苏联解体后，随着这些流亡作家的“回归”。出乎他们预料的是，在“凯旋”之后，他们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失去了抨击的对象和竞争的对手，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原因，侨民文学似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侨民作家也都在有意无意地淡化其创作的“流亡”性质。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许多出于生活方面的考虑移居国外的作家，如身在瑞士的米哈伊尔·希什金、身在法国的安德烈·马金等，也似乎更愿意被称为“境外俄语作家”。
　　而始于对抗苏联的后苏联俄罗斯文学，从苏联作协和新闻审查体系中挣脱出来后，很快就发生了非意识形态化的转向。俄罗斯文学引以为骄傲的道德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等，遭到了后起新潮作家的揶揄和调侃。与此同时，处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出现了纯文学边缘化，而以情爱、恐怖和神怪等为内容的大众读物走红市场的局面，侦探小说更是在俄罗斯文坛上风生水起。
　　当然，后苏联俄罗斯文学并非通俗文学的一统天下。事实上，它一直在传统与现实之间进行某种调和，在思想和艺术之间做出新的抉择，在历史和“后现代”之间求得某种平衡。这一过渡形态，在后来渐成主流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在一定程度上看，索尔仁尼琴后期的创作，如《古拉格群岛》《红轮》等，就已经出现了片断性、互文性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真正开了这一写作先河的，则是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他写于1969年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被认为是一部现代的“醉酒奥德赛”。小说主人公，一位酗酒的知识分子韦涅季克特刚刚从一个通讯技术管理局安装队队长职位上被撤职。他要乘坐火车去佩图什基看望他的情人和儿子，而这个地方听来却像一个乌托邦。他费尽周折，登上了火车，却因为他酗酒而不清醒的头脑，更因为目的地的虚构性，似乎永远都不能到达梦想中的佩图什基……在评论家余一中看来，这部假托是作者为自己所做的传记长诗，抓住了俄罗斯人酗酒的一面，嬉笑怒骂间，展现出俄罗斯文化和文学传统上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宗教关怀在现实压力下的后现代式面貌。
　　事实上，苏联解体后，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迅速成为一种文学时尚，正是源于叶罗费耶夫和阿勃拉姆·捷尔茨、安德烈·比托夫和萨沙·索科洛夫等作家打下的基础。此后，俄罗斯文学似乎脱下了庄重的面纱，更多显现出讽喻和调侃的意味。而今，有“俄罗斯最神秘的作家”之称的维克多·佩列文、一直写着几乎没有情节的短篇小说的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及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文坛上最为耀眼的新星之一的塔吉娅娜·托尔斯泰娅等作家的创作，更是把这一特点推向了高潮。
　　曾经维系着俄罗斯人文理想道统的知识分子，依然是这些作家借以展开故事的最佳视角。佩列文出版于1999年的《“百事”一代》，描写了一个名叫瓦维连·塔塔尔斯基的知识分子在商业社会中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变化。佩列文开创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杂糅的语言风格、不规则的心理展示和互文手法的运用。同样，托尔斯泰娅的《野猫精》也综合了社会讽刺小说、抨击性文章、戏剧、童话故事等等不同流派的创作元素，演绎出一部有关俄罗斯当代命运的独一无二的思想性艺术作品，并在后现代主义的框架下，以戏拟的形式讽刺了苏联时期及现代改革重组期间的政治制度和一些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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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与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相对抗而存在的后苏联俄罗斯文学，即使在创作形式上有再大的突破与创新，也不曾脱离其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在俄罗斯文学多元的当下，现实主义作家也依然是中坚力量。瓦·拉斯普京、瓦西里·别洛夫、弗·马卡宁、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等作家，即执着于从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去表现当代俄罗斯人的爱与怕。
　　被普遍认为是苏联文学中“战争文学”、“乡村散文”和“道德文学”等多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早年写出《活着，并且要记住》《告别马焦拉》　等经典名著的拉斯普京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复出后，即写出了一系列描写底层百姓生活的极具震撼力的优秀作品，他发表于2003年的中篇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有一定的代表性。女主人公塔马拉·伊万诺夫娜的未成年女儿遭到强暴，在诉诸法律的过程中，遇到种种阻力。她在绝望之际铤而走险，潜入检察院开枪打死罪犯，自己也锒铛入狱，一个四口之家几近毁灭。四年半后，伊万诺夫娜出狱。作为老伊万的女儿和小伊万的母亲的她，心中还保留着对生活的些许希望。然而虽是希望犹在，但拉斯普京并没有因此在作品中削弱其对现实的批判力度。
　　瓦西里·别洛夫同样以写作乡村题材著称，他发表于苏联解体前五年的长篇小说《一切都在前面》，却因为探讨了俄罗斯要“回归自然”及其面临的“大城市问题”等话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且因其在作品中对大城市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对妇女解放问题，对家庭婚姻问题所采取的否定态度，招致评论界的激烈批评。而别洛夫包括《前夜》《伟大的转折时代》《第六小时》　在内的三部曲的创作，更是贯穿了他大半个写作生涯，饱蘸了他对俄罗斯前途和命运的深刻思考。
　　有“当代果戈理”之称的弗拉基米尔·马卡宁，经常被评论界拿来与拉斯普京并举。但同是出生于1937年的两位作家，却有着很不相同的创作面貌。在出版于1998年的代表作《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马卡宁将现实主义的内容和后现代的手法合为一体，形成了所谓的“新现实主义”风格。在小说里，马卡宁继承和发展了俄罗斯文学中“地下人”的经典形象。不同的是，他笔下的“地下人”出现了“分化”：有坚定守护内心“自我”的彼得罗维奇；　有敢于直面压迫而被逼疯的韦涅季科特；　还有屈服社会压力而“变节”的地下人等，给读者展现了苏联解体时期光怪陆离的社会景象和人物的怪诞行为。事实上，马卡宁的创作，也有其“怪诞”的一面。他是一个难以定义的作家，在不同的作品里，甚至在同一部作品里，他都会糅合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各种风格。他的创作似乎说明：一位优秀的作家不必拘泥于任何一种固定的创作方法。
　　与拉斯普京、马卡宁一道，被俄罗斯文学评论界并称当今俄罗斯文坛“三巨匠”的柳·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则以自己的创作，解构了女性生存的实质，颠覆了俄罗斯文学中的传统女性形象。她迄今所创作的篇幅最长的作品《午夜时分》，即从不同角度全面展示了当代俄罗斯女性的生活图景。同样，被称为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三杰”之一的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也以《美狄亚和她的儿女》《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等长篇小说，细腻地解读俄罗斯女性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
　　颇有意味的是，虽然同属新现实主义文学阵营，这些主力作家却在思想倾向、政治立场上势同水火。苏联解体后，因为意识形态等问题，俄罗斯作家有很多分裂成受西方支持的自由派和认同本土的传统派作家，两派作家互不承认。比如，虽是同时代人，拉斯普京属于传统派阵营，马卡宁属于自由派阵营。而著有《鱼王》等重要作品的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正因为在苏联解体后，从传统派那里跳槽到自由派，并且为了得到当局的信任，骂苏维埃制度骂得比谁都凶，支持新政权比谁都坚决，虽然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却为他曾经的作家朋友和崇拜者所不齿。与此同时，近年也有越来越多的自由派作家在思想上有变化，作家阿·瓦尔拉莫夫就从自由派阵营走出，走向了现实主义，走向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探寻。
　　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政治上的分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后苏联俄罗斯文学的整合还远未完成，也不可能完成，两个作家协会的分庭抗礼，自由派和传统派作家的对峙，不同创作方法间的竞争，境内外作家、男女作家和新老作家间的创作角力，诸如此类的对立因素都还将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