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之花——60年代拉美文学“爆炸”与美国

方舟

1986 年，马尔克斯（左）与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中）、电影导演费尔南多·比利共同出席在哈瓦那举行的古巴国际电影学院成立庆典

魔幻现实


　　“60年代，拉美只发生了两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古巴革命与现代文学创作”印第安纳大学拉美研究中心成员黛博拉·柯恩教授这样说。1967年，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首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一年内即三次重印，销售量达到2.8万册之多。三年后，由格里高利·拉巴萨主译的英文版在美国付梓，旋即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知名书评人、美国作家约翰·莱昂纳德盛赞此作“不可思议……是一趟直面心灵，激动人心的奇幻之旅”，并宣称：“马尔克斯由此一步跨进了堪与纳博科夫、君特·格拉斯比肩的全球顶级小说作家行列……从此，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出口不再是香蕉、咖啡、肉类，而是文学作品。”
　　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是创作者所处历史与社会变迁与动荡的深刻反映与写照，古巴卡斯特罗革命政府建立后出版的官方文学杂志《美洲之家》，宣称，其主题在于“赞颂拉美以及第三世界源自何塞·马蒂的独立斗争传统，增强拉美各国文化与艺术上的整体认同与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源自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拉美人民在不自觉中，用美国和前殖民宗主国文化标准进行创作，叙述与自我衡量。而马尔克斯在完成《百年孤独》的写作后，雄性勃勃地将60年代拉美魔幻主义现代文学的勃兴，与古巴革命胜利后的局势相联系：“墨西哥的富恩特斯、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阿根廷的科塔萨尔……我们的写作虽然风格题材迥异，但不夸张地说，我们正在创作的是拉丁美洲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一些文学作品，它将是一幅首度展现拉丁美洲人心灵，奋斗与愿景的全景画卷。”
　　拉美魔幻主义文学的叙事方式，语言技巧，与法国“新小说”以及美国“垮掉一代”等后现代文学流派有许多相通、暗合之处，可以被欧美中产阶级精英读者“无缝”接受。1966年，卡洛斯·富恩特斯将《百年孤独》的两个章节推荐给了身处“世界文学中心”巴黎的罗德里格斯·孟格尔。身为乌拉圭流亡文学家、文化批评家的孟格尔是编辑部位于巴黎的西班牙语文化评论杂志《新世界》（Mundo Nuevo）的主编，也是《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海外书览》（Books Abroad）等美国与欧洲多家激进派文学评论杂志的编辑与专栏作家。《新世界》是60年代因不满各国军政府高压统治与文化管制，流亡海外的新一代拉美作家与文化精英的大本营，孟格尔致力拉丁美洲文学作品的推广，不仅刊登马尔克斯、阿莱格里亚、略萨等拉美新锐作家的作品与文学评论，也刊登萨特、苏珊·桑塔格、安东尼·葛兰西等欧洲左倾激进文化批评家的理论与作品。富恩特斯在创刊号中曾声称，刊物的宗旨是“以全新的方式，展示拉美在当今世界政治与文化语境中的独特魅力，以及拉美人民的诉求与苦难，从而捍卫拉美文学与艺术创作不可剥夺的自由表达权力”。
1968 年10 月，墨西哥发生特拉特洛尔科广场大屠杀后第三天，武装部队士兵在该广场附近巡逻

反制革命


　　然而，在美国政府眼中，古巴革命意味着在作为“后院”和“贮藏室”的拉美将发生一系列损害美国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动荡，这无疑是苏联升级“冷战”，蚕食全球各“欠发达地区”，从而扩充自己势力阴谋的有机组成部分。1960年8月8日的《时代》周刊以格瓦拉为封面，号召美国“采取积极行动来应对拉美地区中令人不安的新变化”。1961年，由美国政府倡导，旨在扭转拉美国家经济贫困和政治高压状况的“争取进步同盟”正式启动，肯尼迪政府宣布将联手美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年内向拉美投入1000亿美元，以便促使这些国家实行土地、税收改革和经济多样化。美国的构想是，一旦这些国家按照沃尔特罗斯托、白鲁恂等美国经济、社会学专家拟定的社会改革方案，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进而成为“现代化”国家，那么“古巴、苏联式的暴力社会革命道路就在人民心中自然失去了吸引力”。然而，这个目标一旦与美国保护自己在拉美的投资经济利益和政治控制地位相背离，美国往往会毫不犹豫地牺牲前者。在整个60年代，拉美国家总共爆发了16次军事政变，有10个宪政政府被推翻。

美国诗人保罗·恩格尔出席国家艺术理事会会议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并不满足于狭窄的经济、政治与外交解决策略，而青睐于基于社会科学，更为宏大系统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总体方案。曾担任总统特别顾问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指出：“文学与其他艺术创作，是窥探拉美民众神秘、多变心灵的一扇窗户，通过了解这些叙事下蕴含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美国就可以开始推敲如何通过交流与引导，将其逐步引入现代国家的行列，而现代化不仅发生在社会功能与经济部门，而首先在其公民的思想，知识方面引发。”而肯尼迪政府副国务卿的华府政治家菲利普·H.库姆斯则更为直截了当地公开声称：“文化艺术交流，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第四维度。”